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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义”德的历史底蕴和现代弘扬(3)
3.关于义与孝的关系
孝是一种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家庭伦理道德要求。什么是孝,孔子说过“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10。简言之,孝就是不违背礼节,在父母活着的时候,要以对父母的礼节对待他们,父母去世后,要以对父母的礼节去安葬他们,到每年的祭祀时,要以父母之礼恭敬的祭祀。孔子认为孝是人性的根本,当孝与义两个伦理道德发生冲突时,应该根据当时的情况孝优先于义。荀子对于孝与义的关系进行了更加理性的判断,提出了“从义不从父”的观点,荀子认为对于父母长辈我们应该孝顺和敬重,这是作为晚辈必须准守的基本伦理道德,但是一旦我们父母的所作所为不符合“义”的基本要求时,我们就不要盲目的顺从,盲目顺从带来的结果是违背了义,使人达不到真正的善。因此在处理家庭关系的时候,应该把义看做孝的标准,不符合义德的孝就应该及时舍去,否则这种孝也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大义灭亲就是一个普遍被人接受的孝义观,也是对义与孝关系的很好阐述。
由上观之,中国传统“义”德伦理要求,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哲学派别那里存在着一些不同看法,但义作为社会人伦关系处理的重要原则在其价值取向存在诸多共识,义对中国传统社会道德实践中的相应基本伦理关系起到了引领和维护作用。
(三)中华传统“义”德的历史作用
中华传统道德支撑起了几千年中国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创造了灿烂的东方文明,“义”德作为重要的德目之一,贯穿于中国悠久的文明发展历程之中。古训有曰:“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可见“义”德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曾起过的重要作用。
1.“义”德是统治者有效治理国家的纲维
《墨子·天志上》说:“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2]165统治者要想有效治理国家,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需要符合“义”德的要求。荀子曾说:“然则凡为天下之要,义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治;桀、纣弃义背信而天下乱。故为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7]172荀子通过对比禹、汤和桀、纣在治理国家时的不同方式,论证“义”德作为治理国家的纲维,是天下安定的重要保障。
那么统治者如何用义来治理国家,首先,传统义德强调,对于百姓,君主应该心怀仁义之心,古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君主之于百姓也,犹如舟与水的关系,处理不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江山社稷就不可能牢固。历史上凡贤明的君主大都心怀天下,对百姓施行轻徭薄赋,在发生重大的灾难时,予以及时的救济,体恤民情。
其次,对于皇亲国戚,贤明的君主能够做到大义灭亲,不以私情枉法。历史上的唐太宗对于自己亲外甥所犯之罪也不姑息,为了维护公正的道义原则,面对自己亲姐姐长广公主的磕头求情,流涕说道“罚不阿亲戚”,这是君王应有的态度。正因为其治理天下时能以“义”德为维纲,注重天下公义,方有贞观之治盛世之景。对于官僚大臣强调君臣有义,主张为君要准守礼义,恪守为君之道,用仁厚之心对待自己的臣子,如此方能真正的获得拥护。
2.“义”德是个体涵育人格修养的依据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没有一种理想人格的支撑是可悲的,理想人格反映了一个民族的道德崇尚。中国传统的理想人格是“君子”,作为君子如何来提升自身的修养,达到理想人格,儒家主张“义”德为其中的重要人格构成要素。
在儒家看来,“君子义以为质”“君子义以为上”,义就是君子之道,是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区分之标准。君子要提升自身修养就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君子要立德明德,这是君子义以为上的要求。君子必须要立德,然后再明德,通过实际的行动去发扬光明的德性,这是一个漫长且艰难的过程,但君子必须孜孜不倦的去追求。其次君子要做到非义不取,戒娇戒傲。追求富贵是大多数人的欲望,但是这种富贵不能够违背道义,穷困对于君子来说并不是一件可恶的事情,可恶的是君子因为追求富贵失掉自己的人格修养。孔子之所以特别欣赏颜回,因为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室,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1]55。即使是穷困的只能吃粗粮喝凉水,住在简陋的茅房里,君子也能够乐在其中无所忧虑。君子在身处富贵或成功之时,也应该时刻以义来提醒自己,戒娇、戒傲、不自大,只有这样君子无论身处在什么境遇中,都不会迷失方向,能够保持自身的修养。最后君子要善于养心,人皆可以为尧舜,君子要提升自身修养,实现理想人格,需要存其心,养其性,这就需要“义”德作为依据。义者,宜也,正也,是人内在固有的本质,人皆有羞恶之心,养心就是要使人原本有的羞恶之心使其扩充,保持住其本来善良正义的一面,走一条与人为善光明正大之路,成为一个怀有远大志向进取向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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