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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美学的现代境遇与意义生发(4)
徐复观、叶维廉是近五十年来在包括大陆在内的整个华人美学界影响最大的人物。乐黛云先生这样评价叶维廉:“他非常‘新’,始终置身于最新的文艺思潮和理论前沿;他又非常‘旧’,毕生徜徉于中国诗学、道家美学、中国古典诗歌的领域而卓有建树。”“他对中国道家美学、古典诗学、比较文学、中西比较诗学的贡献至今无人企及。”(17)叶维廉:《中国诗学》“增订版”封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尽管叶维廉在学术领域具有多方面的建树,但他晚年整理出版的《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一书,则昭示“道家美学”才是叶氏自己认定的具有统摄性、最有创造性的领地。因为叶氏所讲的“中国诗学”,其实就是受道家“观物感物的独特方式和表达策略”影响到的那部分,而不是中国诗学的全部;其“比较诗学”,也意在中西比较的大视野中彰显道家美学及其影响到的中国诗学的现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叶氏所有的研究似乎可以归结到这样一个结论:以现象学美学为代表的西方现、当代美学的走向已与西方古典美学大为不同,而道家“以物观物”“即物即真”的自然呈现与西方古典“以我观物”的感应方式所导致的美学视境迥异,倒是道家美学及其所影响到的中国古典诗学与西方现、当代美学大潮有共通之处并具有许多先天的优势。对道家美学、老庄艺术精神不遗余力的阐发、彰显,是他一以贯之、钟情着力的学术追求。他经常“进出于西洋作品之间”,“始终不信服柏拉图以降所强调的‘永恒的轮廓’,……还是认为庄子的‘化’的意念才迹近实境”(18)叶维廉:《秩序的生长·序》,台北:志文出版社1971年版。。他在中西比较视野下发掘、阐释的老庄“饮之太和”“无言独化”“以物观物”“真实世界”的美学视境,既体现了浓厚的生态美学精神,又与现象学相对接。这种阐释为老庄艺术精神通向当代、通于世界提供了深刻的启示。以我们前面所提出的认定标准来看,叶维廉是一个成色很足的现代新道家人物!
三、“中国艺术精神”话题对道家美学意义的彰显
如果以道家思想影响、参与中国美学现代进程这一视角来看,二十世纪的中国美学有两个时段(或区块)特别富有建设意义:一是20世纪前半期,一些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者们不自觉地以道家的思想、语言来翻译、理解他们所接受的西方美学概念,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中富有艺术精神的道家思想实现了和西方现代美学观念“不期然而然的汇归”;二是60—80年代的台港及海外华人美学界,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标志是出版于1966年的《中国艺术精神》一书,它所引发的话题,既是此前美学传统的延续,又对其后整个大中华美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说前一时期现代美学接受道家影响还处在潜在的、不自觉的状态的话,那么徐复观等开创的“中国艺术精神”则是明确的、有意识的理论建构。这是中国现代美学史上一个重要、复杂、贯通性的话题,不仅可由此反观折射儒道的二分与融合、古今的断裂与对接、中西的碰撞与汇通,还纠结体现出哲学与美学、艺术与道德的分合际遇。此一话题的提出,极大彰显了道家美学的意义和价值。
关于“中国艺术精神”,王一川先生发表了两篇大文:《现代艺术理论中的“中国艺术精神”》(《东北师大学报》2016年第2期)、《论中国艺术公心:中国艺术精神问题新探》(《艺术百家》2016年第1期),提出对“中国艺术精神”问题研究成果的梳理,需“跨越相对简单的徐复观及唐君毅视野而作进一步拓展”,认为宗白华“自留德时期起,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的长期持续思考,终使‘中国艺术精神’论臻于成型和成熟”。因而把“中国艺术精神”这一传统归于是“宗白华等先辈树立的”(19)王一川:《现代艺术理论中的“中国艺术精神”》,《东北师大学报》2016年第2期。。据此,王一川先生还分别对宗白华中外比较视野中的“中国艺术精神”探索,方东美独出心裁标举德艺互通,唐君毅主张中国各种艺术类型之间的“相通共契”性,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探索上崇庄抑儒、独尊道家的倾向,李泽厚儒道骚禅并举、宽化的儒家式中国艺术精神取向,作了勾勒和梳理。王先生学术上的大气以及建立“中国艺术公心”的用心令人佩服,但其把“中国艺术精神”泛化为诸如“中国艺术”“中国美学”“中华美学精神”等一般性问题的做法则是笔者不认同的。高友工曾感叹“艺术精神是一个极其模糊空疏的观念。近几十年为人滥用,似乎是无所不包,而又一无所有。”(20)高友工:《试论中国艺术精神》,《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43页。这种批评是符合实际的,也是一针见血的。
文章来源:《现代交际》 网址: http://www.xdjjzzs.cn/qikandaodu/2021/0127/64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