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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美学的现代境遇与意义生发(6)
当然也遭到美学界大咖们的批评。刘纲纪先生就不满徐复观“有一种忽视儒家美学的重要影响、儒家美学与道家美学的相互渗透,从而将中国历史上多样的美学思想归结为庄子美学的倾向”,并认为“这种单线式的分析,不免脱离了中国美学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30)刘纲纪:《略论徐复观美学思想》,李维武编:《徐复观与中国文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11页。。王一川也认为徐氏“崇庄抑儒、独尊道家”的取向是一个“窄化”的中国艺术精神。这种批评意见是正确的,也是最容易得出的,因为徐氏以庄子艺术精神之“偏”概中国艺术精神之“全”的缺限摆在那里。然而,笔者仍然认为,那种以中国美学的全面性、完整性要求来对徐复观进行的苛评,可能未得徐先生之用心!在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现代进程中,徐复观以“纯艺术精神”来论“中国艺术精神”,有其深刻的合理性。首先,徐复观深入揭示中国“纯艺术精神”,就抓到了中国艺术精神的精髓和根本,从而把现代新儒学话题中的中国艺术精神,校正到了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所代表的中国现代美学传统。在道德和艺术之间,现代新儒家有一种以道德统摄艺术、虚化弱化艺术的倾向。所谓充实于道德,从优游涵泳、沛然浩然的道德感中自然流出的艺术精神,有可能走向艺术的反面,宋代新儒家重道轻文、“作文害道”“玩物丧志”的观点就是如此。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徐复观独标道家,就有回归美学、回归艺术精神本身的意味。聂振斌指出:“康德的超功利主义美学观点,在百年中国的前五十年是被普遍接受的,成为美学的根本观点。”(31)汝信、王德胜主编:《美学的历史: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进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台湾学者丁履譔就把徐先生的观点概括为庄子的艺术精神“合于康德所谓‘无关心的’或‘非实用性的’(disinterestedness)”(32)丁履譔:《美学新探》,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73页。,正是看到其以康德关于纯粹的审美判断的理论来阐发并证实庄子的纯艺术精神。这样看来,徐复观以“纯艺术精神”谈“中国艺术精神”,符合中国现代美学的实际,也抓到了美学的本质。二是在徐复观看来,就艺术和艺术的本质而言,庄子较儒家表现出更多的与西方互释的可能性,庄子与西方美学理论表现出更大的可比性,或者可以进一步说,艺术、审美得以成立的普遍性原理,在中国古代是庄子无心道出。徐复观所有的“中西会通”的工作,都是在用现代西方美学理论为中国古代的庄子作注释,以为庄子之道导出艺术精神寻找一种普遍性的理论。徐复观这一作法,在海外华人学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例如刘若愚在20世纪70年代初完成的英文著作《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中把道家影响到的文学理论系统称为“形上理论”,不仅把这派理论置于首要地位,而且给予最大的篇幅。在他看来,之所以这样,不但因为这些理论事实上“提供了最有趣的论点,可与西方理论作为比较”,而且“对于最后可能的世界文学理论,中国人的特殊贡献最有可能来自这些理论”(33)刘若愚著,杜国清译:《中国文学理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27页。。
四、道家美学影响史研究的启示
研究道家美学的影响史,是一项复杂、艰难的工作,主要是因为影响发生的现场是复杂的而非单线的、有时隐含的而不一定是明确的。就道家思想与中国现代美学而言,本文认为以下三点表现得非常明显:
1.中西美学的中介作用
一部道家的现代美学影响史,同时也是一部道家思想与当红的西方美学思想的链接、比较、汇通史。道家思想不仅为中国现代美学建设提供了极丰富的传统资源,还是接受、引介西方美学理论的“前在视野”和传译中介。
在中国古代,道家的影响就非常复杂。首先是道家本身,老子与庄子就差异很大。李泽厚之《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就分别以“孙老韩合说”“漫述庄禅”为标题把同为道家的老、庄分属两种不同的思想系统进行论述。徐复观也说:“在道德与艺术的忘我中,在道德与艺术的共感中,庄子之对孔、颜,或感到较之对老子更为亲切。”(34)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历史上关于庄子属“颜氏之儒”的说法就很流行。其次是道家与其他诸家既不同(有时甚至对立、排斥)又互补、融合之流变与接受。中国美学史上的庄与屈、儒与道、庄与禅,他们的并提、比较、兼通,错综交织影响着中国美学的发生发展,呈现出丰富、复杂的形态。因此,要清晰勾勒出一部纯粹的道家美学影响谱系图,那是很困难的。
文章来源:《现代交际》 网址: http://www.xdjjzzs.cn/qikandaodu/2021/0127/64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