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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叙事中的神性寓言 ——评阿来新作《云中(2)
小说通过阿巴重返云中村行动这一条线索引出了地震前后的回忆,以讲述回忆的方式将云中村的前世今生呈现在了人们面前。而无论是记忆还是现实的叙事中,信仰的情感总是伴随其中。相较于阿来前几部作品着力刻画宗教本身,《云中记》里的宗教更像是一种传统的遗存和精神的象征。除了阿巴,没有一个云中村人在日常生活中投身宗教活动,但是信仰本身就在那里。云中村的信仰从形式和媒介之中走了出来,以令人安心的姿态,讲人应当如何与自然相处,如何沟通神灵、安抚鬼魂。阿来认为,在灾难和死亡面前,人们无法通过现代科学来获取对生命的理解,“往往要从宗教性的、神灵的系统中获得巨大的情感抚慰”[1]。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阿来通过宗教叙事这条隐含的线索,把祭师阿巴的活动与自然灵性结合到了一起,在精神层面让文本呈现出了自然一体的气韵和特征,进而把小说引向了对自然的理解和思考。
五年前,当汶川地震到来的时候云中村化为了一片废墟。而在云中村在地理意义上最终烟消云散的时刻,与它一起消亡的,还有它最后的祭师。
二、矛盾:在不断消解中抵达
在云中村传统的话语体系里,阿巴的身份是一个宗教职业者——祭师。而在现代社会的秩序和框架中,他的这一身份却是由政府主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班赋予的。政府为了保护中断的传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提供资金补贴,同时还允许和提倡祭祀山神——“礼拜山神是原始的自然崇拜,与尊重和保护大自然的时代精神相契合,值得发扬光大。”然而,政府所提倡的祭祀山神,不再是云中村人集体信仰、表达祖先崇拜的方式和精神支撑,而是被替换为一种助力当地文化开发和发展的仪式,让祭祀活动成为了现代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乍看是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共赢,但其内在却包含了一组不可糅合的矛盾。
小说多次提到阿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身份,而阿巴自己却从没有说全过这个头衔。“有时,他说非物质文化。有时,他说,我是非物质遗产。”当外甥仁钦告诉他要把名字说全时,阿巴说:“世界上没有这么长的名字,仁钦。我是移民。我是家具厂的锯木工人。闻闻,闻闻。竹子的味道。木头的味道。就是没有传承人的味道。”[2]
作为“传承人”,祭师阿巴要担负起祭祀山神的职责。副县长从旅游项目发展的角度提出,要把祭祀山神的日子每年固定一天,而对于阿巴而言,从农业时代流传下来的祭祀山神活动,就是要依据农时而定。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已经无法再适应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需要,祭神在今天也只能转变成为披着传统外衣的经济社会活动。
类似的矛盾在小说中存在多组,这些矛盾进一步引发了阅读者的思考,深化了文本的内涵。实际上,这几组矛盾所共同展现的,是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碰撞与悖论,这也构成了阿来文学创作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阿巴在小说中感叹,“我们自己的语言怎么说不出全部世界了,我们云中村的语言怎么说不出新出现的事物了。”身处古老村庄的人们无法第一时间理解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而外面世界的现代元素,却正以不可抗拒的姿态进入和改变着云中村的生活。“云中村年纪很大,一千多岁,暮气深重,但在那些年里又变得年轻了。”[2]在云中村人的认知里,现代文明和科技的到来是能够给生活带来向好的改变,但是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需要为这样的进步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云中记》中的矛盾,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语言和对话来进行揭示的。阿来敏锐地发现了对话作为矛盾载体的独特效果,小说中对话的语言往往充满思辨的特质,而在语言本身之外,则又承载了推进文本的作用。
小说开始不久,就记录了这样一段阿巴和外甥仁钦之间的一次对话——
“仁钦把舅舅领到屋里:您精神不太好。
湿气把我的骨头锈住了。
那里的人对你们不好吗?
他们叫我们老乡。几年了,他们还是叫我们老乡。
那是乡亲的意思。
那不是乡亲的意思。要是那是乡亲的意思,他们为什么不叫他们自己人老乡?”[2]
这也是阿巴下定决心重返云中村的原因之一,来到移民村的云中村人成为了外界人口中的“老乡”,经历了灾难创伤的这个族群,无法在精神层面对外界形成归属感。失去了土地、雪山和神灵,灾难后的被迫迁徙让云中村成了没有根的族群。尽管在外界的话语体系中,云中村村民们得到了很好的安置,但心灵的鸿沟很难跨越,没有祭祀山神和宗教活动带来的精神体认,云中村人的融入过程是极其缓慢的。后来当地质队来到只有阿巴的云中村原址考察的时候,在自己的故土上,阿巴再一次表现出了对“老乡”这个称呼的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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