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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与现代间的张力:边缘与中心的对话(4)
后现代政治学的弱力性,不只表现为并未从政治策略上批判现代政治,更重要的表现是后现代政治并未触及当代政治的根基,即经济基础,如巴特勒和拉克劳从未怀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基础原则,不能像马克思那样对当代政治的根基即资本逻辑展开无情的揭露和真实的批判,后现代政治学只会在资本的逻辑下对资本主义进行修修补补,齐泽克将后政治称为“没有政治的政治”或“后政治的政治”。
再次,后现代作为后现代性,在现实中的实然表现以及标志后现代性的社会突然断裂,后现代的横空出世,有其产生的经济、科技的物质根基。上文已提及,信息交流的便捷,促进普通大众更快速和广泛地了解世界,知晓天下大事,社会政治经济的运作祛除了神秘化色彩,信息的不对称性越来越少。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彩电、网络的诞生成为社会断裂的分界点,如詹明信所说:“在 60 年代,有那么一段时间,世上万事都变得可能,换句话说,那个阶段是全人类大解放的时机,也是全球性能量大释放的时候。”(13)[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92页。那时,一系列政治暴动突如其来,一种历史的断裂感成为那个年代人们心中的普遍印记。米歇尔·迪尔也认同断裂论:后现代性指涉人类生存状况方面的一种激进断裂。60年代政治运动的失败,使得亲身参与运动的激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他们在改变社会现状方面无能为力,于是,他们就把对现实的对抗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即以思想文化的方式批判现代性的弊端,因此,出现后现代哲学及其表现形式的文学、社会学、建筑学等。
三、边缘与中心的位列非绝对化
虽然后现代有诸多表现形式,但其根本的旨趣是批判工具理性,解构“客观真理”背后的权力机制,为此,后现代不只是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而且直指西方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霸权主义。西方国家不仅要把经济制度(资本逻辑)推向全球化,还要把西方的价值观念(工具理性)推向全球化,所以针对现代性的两个支点——现代形而上学与资本,后形而上学完成了对实体本体论的批判与解构,马克思完成了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因此,边缘与中心的对立既可指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对立,也可指激进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与现代性的对立,还可指觉醒的普通大众的生存愿望与现代性的对立。当然,激进知识分子的改良愿望远不如马克思的革命理想彻底与可行,马克思建立新世界的理想是基于唯物史观的,是经过科学论证的。资本的两面性,即一边是财富的疯狂累积,另一边是无法克服的矛盾: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生产力的不断增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前一个矛盾是所有制性质问题,后一个矛盾是人性的贪婪问题。
激进知识分子在未触及政治根基和资本的情况下奢望改良社会,是无法实现财富均等化的愿望的。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通过对20多个国家近300年的财富分配和收入的数据的分析研究,得出资本的回报增长率远远大于工资的增长率。但皮凯蒂希望通过提高税率的方式缩小贫富差距的设想也是很难实现的。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6页。朗西埃认为,20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与“第三条道路”的出现,使政治远离了社会解放的初衷,选择了对共同体内部利益的治理与平衡秩序的算计(15)雅克·朗西埃:《政治的边缘》,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 7 页。。
针对现代性的危机,马克思和后现代激进知识分子开出革命和改良两副方子,那么,哪副方子可以摆脱工具理性的宰制,摆脱资本逻辑带来的分配的不公?答案非常清楚,可疑惑的是资本主义为何“腐而不朽”“垂而不死”呢?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剩”及收入差距过大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制出现了新的变化,“个人独资企业大量地被合并或兼并为股份企业,个人资本迅速向股份资本、社会资本转化。政府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进行干预,推行雇员持股计划,实行福利政策,用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16)陆云、丁波:《多学科视域中唯物史观的生存论意义及其当代价值探讨》,《关东学刊》,2016年第3期。
文章来源:《现代交际》 网址: http://www.xdjjzzs.cn/qikandaodu/2021/0127/6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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