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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星的改革精神(2)
“我不是说你具体干什么,我指的是总的生活态度。”他看了林虹一眼,“做你应该做的事。”
“林虹,我的意思是说,你对生活不应该失去信心。我不是对你进行公式化的说教。”
“别人说不可怕,生活蹂躏也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自己蹂躏自己。”
“改革社会,应该包括改变精神。社会现代化了,可是像你这样的心理不能恢复活力,那这种改革又有什么意义呢!”
……
其次是林虹的几次回应:
“我这样生活有更多的自我选择,有更多的自由,更能体现人的存在。”
“我的哲学大概还要加一句:自我完善。”
“没有任何话能打动我。”
……
可以看出,李向南在这里采用的是一种教育式的口吻而与林虹进行关于“人生观”的激烈交锋。《新星》除进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叙述外,也有着“现代性”话语的加入。一如80年代一开始便掀起的那场“潘晓讨论”④,对于青年人的“人生观”问题贯穿了整个80 年代:“他们的分歧不仅意味着80 年代改革背后所隐含着的经济政治资本的重组,同时也暗示了一个时代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大分化。”⑤李向南与林虹的几次“人生观”“价值观”的讨论正是对当时的“人道主义”主潮以及“人性”主题的回应。随着现实改革的不断深化,“改革文学”在这个阶段的叙事也走向了成熟,对“人”的关注也作为一种存在方式而在改革文本得到了强调。
在李向南关于“人生观”“价值观”的讨论中,他与林虹的分野指向了“革命性话语”与“个人主义”的对立。这不能简单概括为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而是柯云路借助这一改革文本来构建“想象的共同体”,从而将个体重新召唤到“改革”的道路中,然而李向南的进攻换来的是林虹“自我完善”的拒绝。
《新星》的结局是上级将李向南调离古陵县而导致其“改革构想”再无法实施。与李向南在体制内的“改革”一样,他对林虹同样是无能为力的。这样的双重无力最终将李向南推向了失败,这使《新星》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现实改革的艰难与复杂多变使得柯云路在《新星》中尽可能在多个方面对现实改革进行“想象性”的再现。在进行乌托邦式的想象表达时,带有悲剧倾向的文本构设并不能预设现实改革的走向,而这种悲剧性恰恰正是强调了改革必然走向成功的一种凝重感与历史感,这不仅是一种叙事策略,更是“改革文学”作家以审美方式参与时代变革的急切。“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以廉价的乐观主义写改革的一往无前,也不以流行的性格配方塑造改革家形象,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参与意识,构成它观照生活和人物的新角度”⑥。因此,《新星》摒弃了以往“改革文学”理想化与概念化的表达,显得更加复杂与沉重。李向南这种“英雄式的悲剧”正是柯云路历史意识的显现,悲剧化叙述格调的背后也正是“改革精神”的彰显。
二、历史的提喻
“改革文学”文本对于时代变革的“记录”如果没有创作主体的观念融入,则就成为一种新闻实录。“改革文学”在描述“真实”的改革现状时,可以说是作为一种“想象的真实”而呈现给读者的。“改革文学”创作者作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代言人,其所承担的社会使命在大的时代变革中也异于从前。这从80 年代对于“改革文学”及其一系列讨论便可看出。“文艺应当与社会保持同步。当文艺显得有些落后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检查一下,它跟社会的发展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尤其重要的是,我们不大注意社会的发展给文艺带来了哪些冲击,提出了哪些要求,仍是按照自己过去多年形成的那一套办法、那一套经验,去从事文艺工作。这怎么能行呢?”⑦而《新星》不单实践着“文以载道”的传统,虽然创作技法看起来单一,但实际上《新星》承载了太多意义因而文本变得复杂起来,更成为作者话语理想表达的载体。对于《新星》的解读我们有必要关注其修辞的处理。
首先,从题目上看,“新星”虽然在整个文本中没有作为某种核心意象而贯穿全文,但却充当了一种喻示的“身份”。“新星”不仅潜在地象征着李向南这一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改革者”形象,而更加蕴意着“改革”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它的发展预示着一种光明的前景。同时,新的理想观念也伴随着“改革”悄然改变,其对新旧价值观念的指向十分清晰。而在文本之外,“新星”意义的延展也随处可见。例如在《新星》出版的同年展开的座谈会《当代升起的新星》⑧,也在沿用“新星”这一表述。因而,“新星”这一含义不仅于《新星》文本内部葆有意义,更于时代中留有了无限意蕴。
文章来源:《现代交际》 网址: http://www.xdjjzzs.cn/qikandaodu/2021/0413/10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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