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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星的改革精神(3)
在《新星》开篇的“引子”中,李向南在古陵县参观了一座古塔。根据小说后边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古塔共有五层,分别对应着史前文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期、商周时期,以及最后的唐汉元明清时期。李向南参观这座历史博物馆的顺序则是由下而上,由一层到五层。每高一层,其文明的展现则有了进阶意味。“在这种‘空间’转移过程中,潜藏着的赫然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的时间意识。这样的一种进化观念支撑了‘改革’具有的一种普世性,现实改革不是历史进程中的偶然,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和必然”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一种空间叙事实际上是一种隐喻。而紧接着,我们发现,古塔上的这段历史隐没了清代以后的时间,一跃到了李向南所处的“当下”。这段刻意被模糊的历史似乎可以与小说中的一句话对应:“一千年以后,这一页或许也将陈列在这古木塔中……”⑩这给了李向南的“改革叙事”一个神话式的起源:古陵的曾经是“灿烂”的,但古陵的“现代”是从这里开始的。“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这样的一种时空叙事给予了读者一种暗示,正如前文所述,柯云路在这里完成了对“改革”的全面升级,这种阶段性的“改革”已从恢复生产而到了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革新,其最终的指向是一种“现代文明”。然而这样的一种时空隐喻更同时预示着“改革”推行的艰难,文本此时与现实改革情状发生同构。
柯云路将李向南以“改革英雄”的形象呈现在大众面前,这样的一位政治型角色难免会有模式化的嫌疑,似乎李向南存在的意义完全是为了“改革”。但在《新星》的文本呈现中,随着柯云路对现实改革认识的深入,其在“改革”的二元对立中加入了各种填充,爱情便作为附属物被填充进来。李向南与林虹、顾小莉的情感纠葛,无形中成为一种三角关系,而这种关系实际上可以看作为一种政治解构。李向南的初恋林虹,在古陵县揭发官员走私犯罪而受到威胁,同时顾小莉作为省委书记的女儿、李向南政治敌手的侄女,其性格也让李向南颇为喜欢。在这样一种“刚正”与“世俗政治”间的选择,似乎也预示着李向南对于政治道路的选择。
《新星》在文本呈现出隐喻的同时,更多的应是一种“历史的提喻法”,“所谓‘提喻法’,就是以局部代替整体,被提取出来的元素自然是全部事实的组成部分,但它在被用来代表整体时,也对全部事实的复杂性进行了有效的规避”?。这也是海登·怀特的“转义”理论中的换喻——“以部分代整体,局部代全部”,有一点类似于现实主义创作中的“典型”模式。李向南作为一个典型的“改革文学”代表人物,可以说是柯云路有选择性的叙述。柯云路中学毕业于北京著名的一〇一中学,这是一所高干子弟云集的学校。李向南的身份背景是作为一名高干子弟而来古陵的,他的父亲是原国家高级干部,现已退休(在《夜与昼》中有所体现)。李向南在改革实施困难时也是以自己“政治权力”辐射范围之外的身份向顾恒“求救”的,只因顾恒是其父亲的老朋友。可以想见,柯云路所在的中学校给予了他对于“改革者”身份的想象——这样一位有身份“背景”的“老三届”(按小说中的叙述推算)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都如此艰难,更何况其他还未获得“合法”地位的“改革者”。而李向南的“合法”身份不仅是他在1966—1976 年中行为的“清白”,更是他站在了一个道德制高点。这不仅是对顾荣等在1976 年后未获得“合法”身份的角色来说,更是对于李向南以其崇高的道德感对林虹进行价值说教来说的。李向南为“改革文学”实际上提供了某种“范型”,而据此“改革”被定义为一种可资查考的观念“真实”。对于李向南的典型塑造可以说是柯云路对于现实改革的一种沉重思考,他没有规避现实中的复杂情形,而是阶段性地揭示出“改革”所存在的问题。这种“提喻”在文本间展示的概括性能形成了一种张力,使得读者能够透过这种“典型”表层而把握更深层的意义。而这也是《新星》这一文本所展示的改革现状的微缩图的价值所在,“改革精神”也由此而呈现。
迎合“现实”或许是“改革文学”的创作初衷,但柯云路并非单单满足这一需求,他的创作不仅有着自己际遇的体现,更多的是柯云路自身对于文化的憧憬。在这样一个充满象征隐喻的文本里,对现实改革富有“史性”和文化寓意的描述同样也营构了一种别样的文本景观。这种修辞策略对于体现“改革精神”这一价值而变得更加富有深意。
文章来源:《现代交际》 网址: http://www.xdjjzzs.cn/qikandaodu/2021/0413/10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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