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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星的改革精神(4)
三、结语
在20 世纪80 年代对《新星》的热烈追捧过后是对其冷静的反思,而某种程度上也是“改革文学热”的退潮。80 年代对于“革命话语”的驱除使得像《新星》这类的“改革文学”的话语实践最终湮没在时代话语之中。然而,柯云路对现实改革的沉重思考注入了文本以现实主义的维度,《新星》所带有的更复杂的改革叙事和以李向南为典型的角色塑造注定会在文学史间留有意义。正是这种“‘改革文学’所具有的浪漫精神,青睐于英雄的审美趋向,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范畴,古典悲剧成分与现代悲剧感的巧妙叠合,立足现实,带起历史又朝向未来的三维思想空间,给文艺现代化在新时期的选择,提供了可行途径。这是我们今天能够滤掉题材光晕而看到的改革文学的又一重意义”?。正如李向南此类的“改革者”在面对“改革”困境时所生发的踔厉的姿态,便是我们所说的“改革精神”的显现,而其悲剧的结局以及柯云路对现实的关注都使这种“改革精神”蒙上了某种厚重感和丰富的内涵。作为一种历史信念和“共同体想象”的现实主义叙事的历史范畴,“改革文学”不仅作为一种历史的承载,其呈现的“改革精神”更承担了大众对现代化现实改革的期望,这也是“改革文学”现代性的一种体现。
李向南们的“改革时代”业已结束,当我们在讨论今天能否“承载起‘改革时代’对于文学的要求,突破‘我’的限定,参与到‘他人’对于自身历史、命运和共同体的想象”?中去时,我们现在还是否能像“改革时代”的文学一样,重新激活当下对于“改革”的想象,而讲述新时代的故事。
①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见《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211页。
②③⑩ 柯云路:《新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1页,第83—84页,第7页。
④ 署名潘晓:《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中国青年》1980年5月11日。
⑤⑨ 杨庆祥:《〈新星〉与“体制内”改革叙事》,《南方文坛》2008年第5期,第8页,第4页。
⑥ 樊洛平:《当代工业文学创作的考察与反思》,《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9期。
⑦ 董大中:《社会的发展与文艺家的天职》,《太原日报》1984年11月15日。
⑧ 吕文幸整理:《当代升起的新星》,《山西日报》1984年11月29日。
? 孙伯、严芳芳:《〈我和我的祖国〉:历史的提喻法》,《电影评介》2019年第6期,第1页。
? 席扬、吴文华:《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论》,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06页。
? 黄平、金理、杨庆祥:《改革时代:文学与社会的互动》,《南方文坛》2012年第3期。
文章来源:《现代交际》 网址: http://www.xdjjzzs.cn/qikandaodu/2021/0413/10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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