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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与文学的演进(5)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阶级斗争、民族战争与解放战争,对社会转型构成阻碍与冲击,正如李泽厚认为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传统,战乱延缓了民族的现代化步伐。社会转型的停滞直接体现在文学尤其是解放区文学的发展演进上,当阶级斗争理论在战争环境下成为文艺的主导性话语,那么文艺必然会沦为政治的附属。而一旦文艺的工具属性被强调,也就意味着它将丧失艺术创作上的自由与表述上的多元。如果人是文学表述的核心,那么在斗争语境下,人也自然会变成阶级与集体的符号,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取得的主体性在这一时期被取消。“文学成为了工具,因为文学中没有人的发现和人的追求:作品仍然提供读者以体验,但不是共鸣、震撼或接受美学意义上创作的延续,而只是类似快餐店,至多专卖店里出售的那种‘消费体验’”。(24)顾骏:《文学,如何为变革时代留下记忆》,《文汇报》2012年2月6日第5版。20世纪40年代延安文学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从“人”的文学向“人民”的文学的转变,以及从“个体”人向“集体”人融合的过程中人的主体性淡化或缺失。在这一社会转型中,一方面,作家从充满自由意识的创作个体转而成为接受规约的党的文艺工作者,由此体现出新文学体制影响下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即作家身份意识的变迁;另一方面,创作主体泛化,工农兵出身的作者进入文学生产,使得文学创作由个人写作转而成为集体写作。这些都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的形态与面貌战争改变了社会转型的河道,使奔向现代化的河流不得不停滞下来,或者说这种进程上的挫折与暂缓,是后发外生现代化所必然要面对的,因为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走上现代化轨道,曲折与坎坷是“命中注定”的。然而对于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社会来说,转型的阵痛过于剧烈,与三四十年代的战争在对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释放破坏力相比,战争所培育的战争文化与战争思维的影响更为巨大。斗争俨然成了贯穿共和国前三十年社会发展的核心线索,强烈的斗争意识深植于民族心理,它使我们民族的思维观念与行为模式都带上的斗争色彩。“正是由于战争在当代文化建构中留下了深重的痕迹,才使人们的意识结构中出现了某种战时化倾向”。(25)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页。以进步与反动来区分人群的立场,以敌人与朋友来确认彼此关系,这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简单的二元对立,是典型的“战时化”思维。毛泽东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2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3页。识别敌友的本身并不是目的所在,团结朋友斗争敌人,才是这个“首要问题”的根本所在。我们看到,共和国建立后,斗争意识像一个幽灵一样盘旋在我们民族的上空,斗争口号随处可闻,斗争旗帜随处飘扬,体现在文学创作上,斗争主题是作家的“必选项”,这也进一步强化了斗争思维。十七年文学延续了解放区文学的阶级斗争的建构模式,取消人的主体性是核心的创作指导思想,像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这样在人物建构上稍微逸出主流的作品,随即便招致了严厉的批判。“文革”文学更是把文艺的工具性推向极致,人或被神化或被妖魔化,在“高大全”“三突出”的无限上纲上线的图景中很难有文艺性与人性的一席之地。同时,文艺批评远离了文艺而成为政治批判,因人废文或因文废人成为一种常态,动辄得咎的现实禁锢了中国作家的创作,文艺在这样的社会转型波折之中呈现出一片萧索的状态。如果说现代化是人类历史的必然趋势,那么任何障碍也无法阻挡这一潮流的奔腾,极“左”路线必有终结之日。“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标志着民族冲破了阶级斗争的迷雾,重新开始审视并探索未来道路。
新时期的社会转型不仅是对极“左”政治的否定,而且也是对近代开启的现代化潮流的接续。我们看到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这场社会转型较之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有着更为合理的变革逻辑,即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地位得到确认,这标志着民族在充满变革热情的同时更为理性。改革开放是新时期社会转型的推动力,而改革开放以及随之而来的市场经济本身就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被极“左”思潮压抑了的人物质欲望得到了改革与市场化的认可,那么这种转型就“在更深的层面上它反映出了人的自由、理性和权利为代表的现代价值观得到了认同和尊重。”(27)秦晓:《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经济观察报》2009年8月17日第2版。正是因为满足了人的诉求与欲望,实现了对人的个体价值最基本的尊重,也使人获得了主体性实现的经济基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打破了经济生活中的指令性计划和长官意志,从而也恢复了人的主体地位”。(28)盛国军:《论社会转型与人的主体性》,《理论与现代化》1995年第12期。这在何士光的名篇《乡场上》中有形象化的表达。一直是被凌辱与轻视对象的农民冯幺爸之所以能够挺直腰杆、理直气壮,莫不是因为经济上的自立。他终于硬起来了,口称“老子”,其原因就在于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他再也不需要低三下四地去申请返销粮了,吃肉也无须求食品站了。尽管冯幺爸不太可能瞬间完成主体性的彻底觉醒,但是经济困境的解决已然使这个农民恢复了人的尊严意识,这是伸向解放的开端。“这种人格意识的苏醒和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是与改革之后普通人在经济活动中发现自我价值的欣喜相关联的”。(29)彭子良:《改革文学:从激情的宣泄到冷静的审视》,《文艺评论》1988年第5期。人的解放使80年代的改革开放政策获得了充足的动力,“中国的现代性转向也从中获得了不可估量的活力。”(30)秦晓:《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经济观察报》2009年8月17日第2版。人的解放推动了新时期文学“人”的复归与现实主义的深化,同时以人为核心的文学建构又使思想解放走向深入。
文章来源:《现代交际》 网址: http://www.xdjjzzs.cn/qikandaodu/2021/0118/6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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