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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与文学的演进(6)
陶东风把新时期以来的社会“转型期”分为两个阶段,与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的后阶段相比,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为思想观念的转型,“带有突出的思想革命和意识形态调整的性质,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仍然扮演着比科技知识分子更为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31)陶东风主编:《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6页。文学在社会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使之走向了80年代社会舞台的中心,“文学给人民以安慰、启示,被人民所珍视、热爱。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文学的社会化从未达到过如此的深度与广度。”(32)李书磊:《文学与人民广泛接触》,《 人民日报 》2008年10月10日第 16 版。也就是说文学的主体性被张扬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然而,人的最终实现并非一蹴而就的,从符号化的人到社会化的人,从文化人到自然人,需要一个过程。
社会转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变化过程,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由初级到高级、由落后到先进的演变,它体现着时代不断前进、不断进步的历程。”(1)张宪文:《论20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它是社会发展理念和价值的变迁、社会发展主导力量和决定因素的转移、社会结构的质的变化、社会运作方式和机制的根本转变和社会特征的显著变化”。(2)韩庆祥:《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现代哲学》2002年第3期。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这种转型就是指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渡过程,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不可逆转的潮流与趋向,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外生的,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刺激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西方现代化的图景也激发了我们民族的现代化热情。在求强求富的欲望与努力下,由封闭保守的封建社会形态向现代化的迈进,是从1840年到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线索。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必然会历经长期历史过程,尤其对于20世纪的中国来说,这种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传统势力衰落与现代性成长的缓慢性也决定了两者之间的纠葛的长期性。从封建社会或者说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型成为现代社会,也必然需要比西方社会现代转型更长期的过程与曲折的路径探索。社会学家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两次社会转型——第一次社会转型,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及相继成立的中华民国。它标志着中国由一个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它是暴力革命式的社会转型。第二次社会转型,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这一转型是中国由一个具有初步现代性的社会向建设较为发达的现代社会的转型。它是采用和平的、变革式的转型。(3)张宪文:《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两次转型与40年代的中国》,《中国现代社会转型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2年7月。这两次具有明显标志的、带有独特性的转型,把民族之舟调整到了现代的航道上,而转型的本身也激发了中国人追求民主富强的热情,并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历程像一条从1840年或者更早一点出发的河流,虽然它汇入现代化汪洋大海的目的非常明确,但是它的河道、流速,以及水质等方面并不可能与预设一致。被障碍物阻挡后的改道与迂回、时快时慢甚至时而停滞的流速、前进的动力与携裹的泥沙,等等,无一不左右甚至决定着从传统奔向现代的流程。“在多种趋势的交互作用之下,近代中国即表现为从传统农业国向近代工业国的转型,但又无法完成这一转型,始终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边际状态,出现了许多既非传统又非现代、既有传统因素又有现代因素的事物。”(4)刘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之我见》,《人文杂志》1999年第3期。纵观百余年的历史进程,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这条河流不断“溢出”正常的“河道”而枝节横生,甚至偶尔还会出现逆向的“回流”,拖延滞缓着现代化的步伐。从鸦片战争开始,近代社会转型的大幕拉开,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这条河流大体的“流程”与“河道”,既有五四时代那种携裹着冲决一切传统积弊勇气的一往无前的奔腾,也有因为阶级矛盾与民族战争而停滞的三四十年代;既有建国初理想主义激情下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也有“大跃进”“四清”以及“文革”之下的“逆流”,“在共和国前三十年间,由于整个社会错误地将时代中心定位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由于实施计划经济体制而排斥市场经济,由于不懂得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规律而滥用高强度的社会动员予以强行拉动,由于盲目轻视现代知识,所以,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转型就总体而言,呈现出一种不规则、停滞甚至是落后的局面。”(5)吴忠民:《略论20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中国现代社会转型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2年7月。在一个遭逢战争、动乱且有很长封建专制传统的现代化后发外生的国家,转型过程中的挫折乃至“回流”实属正常现象,毕竟现代化的方向并不会因此而改变。当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之后,社会转型重归征途,而且转型进程明显提速。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49页。中国的社会转型正是从歧路与灾难中得到教训探索经验,并最终使现代化这条河流在最合理的“河道”中奔腾。“型”作为长期积累而成的东西,既定的模式与稳固的形态使它带有较大的惯性与惰性,这使得转型过程并不可能一帆风顺,新与旧的纠葛与多元的路径取向,也必然使转型过程带上曲折性、长期性与复杂性。同时20世纪的中国社会几近经历了所有的天灾人祸,转乱频仍的民族在大起大落的动荡中艰难地摆脱桎梏走向新生,这更使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显得步履沉重。如果说有一种方式能记录并彰显社会转型的这种沉重,那么也只能是文学而非其他。中国新文学不仅是近代社会变革的产物,而且因为她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共和国建设的紧密贴合度,使她像一面镜子一样及时地反映变迁的社会生活与演进的民族心理。社会转型虽然是包括物质、精神及制度层面的变革,但究其本质来说,社会转型是时代思潮、民族心理与行为方式等方面的演变,这一变化也会对作家的创作心理、审美取向与价值选择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从而致使文学书写上呈现出裂变与演进的态势。也就是说社会转型成为文学发展的推动力量,文学的主题、结构、叙事形式、建构方式等方面,都随着社会之“型”的转变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从社会转型的过程看,首先是物质层面的转型,其次是制度层面的转型,最后是社会心理与价值观念的转型。”(7)郑杭生、郭星华:《中国社会的转型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浙江学刊》1992年第4期。与制度层面、物质层面转型相对而言,民族心理与价值观念层面的变革要复杂得多,比如对宗法思想、小农意识等观念性东西的清理,就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同时这一层面的转型程度直接决定着现代化的进程。文学发展态势是社会转型与时代状况的晴雨表,社会转型必然在文学上有所反映,“历史上,社会的大变动、大变革,往往为文学创作高潮提供丰富的情感和思想资源。”(8)《新时期文学六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0页。百年来的文学发展历程表明,一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造就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形态与格局。以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社会转型运动,直接促动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以现代思维与表现形式的现代文学体现出来与古典文学的分野。近代社会转型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城乡的分离,一体化的城乡逐渐裂变为趋向现代的城市与停滞在前现代的乡村。城乡裂变造成了二元对立的社会形态,深刻地影响并直接引发了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变化演进。正如马克思说:“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年,第123页。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之一,这不仅是因为城市的功能在经济效益方面更为突出,而且还在于城市是现代生产与生活最为集中的体现。近代以来中国城市的现代性发育与进化,使城市空间的文化生产、传播与接受的整个过程体现出了鲜明的现代色彩。中国新文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终结了古典文学,开启了文学形态的新篇章。从创作主体来看,社会转型促动了现代作家群体的生成。“近代以来,由于工业革命的推动使城市进化加快了速度,机器大工业不仅瓦解了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而且改变了生产的方式与形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应地也改变了劳动的组织和形式,改变了社会结构。”(10)王圣学:《城市化与中国城市化分析》,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1页。现代城市突出的商业功能推进了市民社会的发育与形成,并用商品交换来重新确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作品也自然能够成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为作家带来经济效益。作家的职业化使文学创作主体获得了现代性内涵。当文学成为一种商品,作家一改“自娱自乐”的创作态度,而更多考虑市场的接受。所以不仅在文学品类的丰富性上,而且在展现现代人生活与精神心理的广度上,都成了作家群体的自觉性追求。近代以来的转型推动了中国社会全方位的现代化演进历程,僵化的传统文学模式与形态已经无法满足表现新时代新风尚的需要,这要求作家跟上时代发展并能够把握历史潮流,唯有如此才能使他们的创作切合时下读者的审美要求与阅读心理。这种新时代对于创作主体的要求,也是作家职业化的内在动力。市民社会在社会转型的促动下逐渐形成,这扩大了新文学的读者群体,接受主体的现代性转变也是促成了现代文学发生的重要因素。随着近代中国城市的发育,工商业的迅速崛起并由此带动了市民阶层的培育,在一些开本埠较早的沿海城市形成了类现代市民社会。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一书曾指出: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在那些和外部世界市场有密切关系的城市的经济中产生了程度不同的‘现代’部分。和这种经济发展有关的是,社会发生了变化,产生了诸如买办、工资劳动者和城市无产阶级这样一些新的集团。而且,由于各种西方制度‘示范影响’以及和外部世界交往的增长,社会变动过程必然在本地居民中发生,它逐渐破坏了他们传统的态度和信仰,同时提出了新的价值观、新的希望和新的行动方式。”(11)[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14页。新兴的市民阶层得风气之先,在生活与行为方式方面,能够比较容易摆脱传统走向现代。市民群体是城市文化消费的主体力量,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决着时代审美与文化风尚。从这个角度看,终结古典文学倡导新文学本质上来说正是源自这个群体的诉求与呼唤。虽然代际传承积淀下来的审美定势与阅读取向,在短时间内尚无法完全革新,但是随着西方文化源源不断的输入,以及以高等学堂为代表的新式教育的逐渐普及,都会使市民阶层的审美向现代转换成为可能。传统的文学传播方式,很难实现职业作家与新式读者之间的有效沟通,或者说,新的文学形态需要新的传播载体。以期刊杂志为代表的现代传播媒介,是推动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关键要素。瓦尔特·本雅明认为现代社会“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期刊为中心展开的。”(12)[德]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北京: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89年,第44页。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疑是个以刊物为中心的文学时代,绝大部分的小说都是在报刊上发表(或连载)后才结集出版的;而且大部分主要小说家都亲自创办或参与编辑小说杂志。”(13)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0页。相对于传统社会来说,现代社会生活是快节奏的,效率意识逐渐得到认同并被不断强调。作为具有现代意义的传播媒介,期刊杂志对于文学的传播符合现代社会的节奏与效率观念,能够比较及时有效地把作家与读者联系起来,并使这种关联摆脱松散更为紧密。期刊杂志在改变文学传播方式的同时,也以其自身的现代性培育了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审美取向,引领作家的创作立场与价值选择,甚至于在文学作品的结构、手法等方面,都可以看出期刊杂志对于文学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城市发育为表征的近代社会转型,促动了文学的现代转型与发展演进。无论从创作主体、接受主体,还是传播角度来看,由古典文学裂变生成的新文学,都具备了现代性特征。当然,文学的现代性特质最终要落实到人的层面上,对“人”的表述、建构与关照理念的更新,体现了文明的进步,这也是近代社会转型的根本价值与意义所在。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必然以人的存在方式及价值实现形式的变化表现出来,这就意味着社会转型发展与进步程度,都可以以人的解放与实现程度来标示。人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所以任何社会转型与变迁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是人的境遇的变革,“社会转型使得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15)李钢:《论社会转型的本质与意义》,《求实》2001年第1期。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质量”要以人的现代化水平来衡量,人格的重塑、人的主体性觉醒,以及人的解放程度,等等,直接关系到对任何一个转型时代的检验与评价。“社会转型的本质是同以人为中心、为目的的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一致的,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社会转型的意义在于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格局,改变传统的历史,使其走向了崭新的‘世界历史’。”(16)李钢:《论社会转型的本质与意义》,《求实》2001年第1期。社会的转型本质上就是人的转型,无论任何形式与内容的改变,归根结底都要落实到“人”的层面上。同时,人是转型的实践者与推动者,也就是说,人是社会转型的原动力,正如社会学家李培林把社会转型看作是实践主体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行为——“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主体在社会基本矛盾的推动下,对社会结构模式、运行体制和机制进行全方位的整体变革和改造,进而推动社会变革的历史创造性活动。”(17)李培林:《社会结构转型理论研究》,《哲学动态》,1995年第2期。人的解放程度、观念水准,以及现代性思维都决定社会转型的深广度。社会转型“始终包含对个人和社会发展的终极关怀,应当把以实现人的各种需要为目的的全面自由发展和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视为其为根本价值。”(18)李钢:《论社会转型的本质与意义》,《求实》2001年第1期。新文化运动最为嘹亮的声音就是人的解放,倡导把人从被束缚被奴役的地位拯救出来,承认并肯定人的价值、尊严与权利,保障人的合法权益,也就是使人真正成为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运动体现出了它的现代性价值内涵。五四思想解放的倡导者们高举启蒙的旗帜,强调“立人”,他们认识到唯有人的主体性觉醒,现代民族民主国家的建成才有保障,正如鲁迅所说:“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19)《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3页。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与社会的现代化在取向与目的上是一致的,社会转型旨在促动人的现代化,也必然带来人的转型——促动人的完整性、人的全面发展。所以社会转型与人的解放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中国新文学虽然从一开始就承载着民族自我否定与重构的使命,但是却并没有沦为“载道”的工具,而是自觉以人为核心来建构叙事,“从民族主体性的思索走向个人主体性,崇尚个性、寻求个人价值成为文学启蒙话语的核心”。(20)陈力君:《代言与立言:新时期文学启蒙话语的嬗变》,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34 页。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对五四文学话语进行了内涵概括与理论倡导,开启了中国新文学人道主义的潮流。在他看来,新旧文学的分野在于人的建构,“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著作的态度,是以人的生活为是呢,非人的生活为是呢这一点上。”(21)周作人:《艺术与生活》,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页。我们从五四时代的文学画廊中能够看到一个个鲜活的形象,比如阿Q、孔乙己、莎菲(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春桃(许地山《春桃》)、倪焕之(叶圣陶《倪焕之》)等等。虽然这些人物形象会被负载上一些价值思考与批判,但是从本质上来说,他们展现出来的是真正的人的面目。另外,毫无疑问,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语言改革开始的,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倡导不仅是要把文学从少数“精英”的垄断中解放出来,使创作与阅读成为每一个人的权利,更为深层的是,这种语言的更迭与转型时代涌动的人的解放潮流直接相关。白话文运动的开展带动的不仅仅是新文学的发生,在创作与欣赏,它使文学从极少数人的手里上挣脱出来,最大化地为社会不同的阶层所接受。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大众化的第一步,昭示出了时代的进步——从实践上还文学以真正的存在形态。从社会的整体做以考察,白话文催生了中国近代报刊杂志出版的新局面。反过来说,报刊杂志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对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尤其是白话文运动又构成了强大的推动力量,所带来的是新文学观念的普及,新生活理念的传导。这些都最终使白话文运动超出了文学的领域,成为了一种具有社会化影响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大众从白话文中读出了一种感觉,那就是在文化意义上,他们逐渐掌握权力,进而成为一个真正的完整的人。从物质层面的洋务运动到制度层面的辛亥革命,从1840年开始酝酿的社会变革,终于在新文化运动中奏响了转型的最强音。文学通过对“人”的建构,完成了对社会转型最好的表达与展现,中国新代文学也由此开启了演进大势。社会转型期各种理念的冲突、新旧意识的交融,使以人为核心的文学形态呈现出含混复杂的色彩。人作为文学的主体,人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能够明确体现一个时代文学处境与发展形态。“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每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都有一个写作的高潮,这样的写作不局限于文学,但通常不会缺少文学……其原因相当简单,因为文学的本质就是‘人学’,既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之写照,也是人与自身关系之映射,而大变革在宏观上是世界的再建造,微观上则是人性的再发现。”(22)顾骏:《文学,如何为变革时代留下记忆》,《文汇报》2012年2月6日第5版。一个时代文艺发展变革与既往相区别,表面上是一种美学原则的分歧,实质上是人的价值标准的分歧。对人的价值尊严承认与尊重与否,是衡量文学的终极标准,也是检验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目标是否契合的唯一尺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研究社会转型时代的文学内涵与特质的裂变与演进,是非常必要的。刘再复说:“从本体意义上说,艺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艺术本性的失落与复归激烈斗争的历史。”(23)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3页。“人”在文学中的价值地位变迁,能清晰展现这种失落与复归的纠缠,更能体现出社会转型的态势。从五四时期“人的文学”到四十年代文学“人主体性的缺失”,再到新时期文学“人学的复归与深化”,最终形成新世纪文学“文学是生命学”的文学观念演进,体现了百年来中国社会转型对文学观念变革的深刻影响,衍生出了多样的文学形态,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文化、审美等方面的研究价值。现代化是民族精神心理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共同转型,所以它是一个社会的整体性变动。我们说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近代转型开始了中国现代化之路,是因为它发现了人并开启了探索与建构人价值内涵的潮流。以人为核心的新文学也由此具备了与世界文学接轨的现代意义,这也是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主要分野之一。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裂变的时代,政治、文化、信仰、精神心理、道德伦理等领域呈现出全方面变化的态势,既定的东西被质疑,新的思维观念萌芽、生长,体现在文学上,“文学是人学”的观念得以确立。这一时期,由于新旧思维的交替、思想专制的放松、外来思潮的源源涌入,造成了中国思想界一次难得的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其中,“人的发现”是这一时期思想界重要的收获之一。五四时期的“人的发现”,既不同于古代思想家对于个性的强调,也迥然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的理解。五四时期“人的发现”,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具体的社会背景下,对“人”这一具有永恒思考价值的问题的认识的反思与表现。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人”的认识通过文学演绎出来;反之,文学的创作与欣赏也进一步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的问题展开更深入的思考。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阶级斗争、民族战争与解放战争,对社会转型构成阻碍与冲击,正如李泽厚认为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传统,战乱延缓了民族的现代化步伐。社会转型的停滞直接体现在文学尤其是解放区文学的发展演进上,当阶级斗争理论在战争环境下成为文艺的主导性话语,那么文艺必然会沦为政治的附属。而一旦文艺的工具属性被强调,也就意味着它将丧失艺术创作上的自由与表述上的多元。如果人是文学表述的核心,那么在斗争语境下,人也自然会变成阶级与集体的符号,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取得的主体性在这一时期被取消。“文学成为了工具,因为文学中没有人的发现和人的追求:作品仍然提供读者以体验,但不是共鸣、震撼或接受美学意义上创作的延续,而只是类似快餐店,至多专卖店里出售的那种‘消费体验’”。(24)顾骏:《文学,如何为变革时代留下记忆》,《文汇报》2012年2月6日第5版。20世纪40年代延安文学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从“人”的文学向“人民”的文学的转变,以及从“个体”人向“集体”人融合的过程中人的主体性淡化或缺失。在这一社会转型中,一方面,作家从充满自由意识的创作个体转而成为接受规约的党的文艺工作者,由此体现出新文学体制影响下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即作家身份意识的变迁;另一方面,创作主体泛化,工农兵出身的作者进入文学生产,使得文学创作由个人写作转而成为集体写作。这些都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的形态与面貌战争改变了社会转型的河道,使奔向现代化的河流不得不停滞下来,或者说这种进程上的挫折与暂缓,是后发外生现代化所必然要面对的,因为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走上现代化轨道,曲折与坎坷是“命中注定”的。然而对于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社会来说,转型的阵痛过于剧烈,与三四十年代的战争在对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释放破坏力相比,战争所培育的战争文化与战争思维的影响更为巨大。斗争俨然成了贯穿共和国前三十年社会发展的核心线索,强烈的斗争意识深植于民族心理,它使我们民族的思维观念与行为模式都带上的斗争色彩。“正是由于战争在当代文化建构中留下了深重的痕迹,才使人们的意识结构中出现了某种战时化倾向”。(25)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页。以进步与反动来区分人群的立场,以敌人与朋友来确认彼此关系,这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简单的二元对立,是典型的“战时化”思维。毛泽东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2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3页。识别敌友的本身并不是目的所在,团结朋友斗争敌人,才是这个“首要问题”的根本所在。我们看到,共和国建立后,斗争意识像一个幽灵一样盘旋在我们民族的上空,斗争口号随处可闻,斗争旗帜随处飘扬,体现在文学创作上,斗争主题是作家的“必选项”,这也进一步强化了斗争思维。十七年文学延续了解放区文学的阶级斗争的建构模式,取消人的主体性是核心的创作指导思想,像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这样在人物建构上稍微逸出主流的作品,随即便招致了严厉的批判。“文革”文学更是把文艺的工具性推向极致,人或被神化或被妖魔化,在“高大全”“三突出”的无限上纲上线的图景中很难有文艺性与人性的一席之地。同时,文艺批评远离了文艺而成为政治批判,因人废文或因文废人成为一种常态,动辄得咎的现实禁锢了中国作家的创作,文艺在这样的社会转型波折之中呈现出一片萧索的状态。如果说现代化是人类历史的必然趋势,那么任何障碍也无法阻挡这一潮流的奔腾,极“左”路线必有终结之日。“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标志着民族冲破了阶级斗争的迷雾,重新开始审视并探索未来道路。新时期的社会转型不仅是对极“左”政治的否定,而且也是对近代开启的现代化潮流的接续。我们看到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这场社会转型较之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有着更为合理的变革逻辑,即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地位得到确认,这标志着民族在充满变革热情的同时更为理性。改革开放是新时期社会转型的推动力,而改革开放以及随之而来的市场经济本身就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被极“左”思潮压抑了的人物质欲望得到了改革与市场化的认可,那么这种转型就“在更深的层面上它反映出了人的自由、理性和权利为代表的现代价值观得到了认同和尊重。”(27)秦晓:《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经济观察报》2009年8月17日第2版。正是因为满足了人的诉求与欲望,实现了对人的个体价值最基本的尊重,也使人获得了主体性实现的经济基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打破了经济生活中的指令性计划和长官意志,从而也恢复了人的主体地位”。(28)盛国军:《论社会转型与人的主体性》,《理论与现代化》1995年第12期。这在何士光的名篇《乡场上》中有形象化的表达。一直是被凌辱与轻视对象的农民冯幺爸之所以能够挺直腰杆、理直气壮,莫不是因为经济上的自立。他终于硬起来了,口称“老子”,其原因就在于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他再也不需要低三下四地去申请返销粮了,吃肉也无须求食品站了。尽管冯幺爸不太可能瞬间完成主体性的彻底觉醒,但是经济困境的解决已然使这个农民恢复了人的尊严意识,这是伸向解放的开端。“这种人格意识的苏醒和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是与改革之后普通人在经济活动中发现自我价值的欣喜相关联的”。(29)彭子良:《改革文学:从激情的宣泄到冷静的审视》,《文艺评论》1988年第5期。人的解放使80年代的改革开放政策获得了充足的动力,“中国的现代性转向也从中获得了不可估量的活力。”(30)秦晓:《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经济观察报》2009年8月17日第2版。人的解放推动了新时期文学“人”的复归与现实主义的深化,同时以人为核心的文学建构又使思想解放走向深入。陶东风把新时期以来的社会“转型期”分为两个阶段,与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的后阶段相比,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为思想观念的转型,“带有突出的思想革命和意识形态调整的性质,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仍然扮演着比科技知识分子更为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31)陶东风主编:《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6页。文学在社会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使之走向了80年代社会舞台的中心,“文学给人民以安慰、启示,被人民所珍视、热爱。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文学的社会化从未达到过如此的深度与广度。”(32)李书磊:《文学与人民广泛接触》,《 人民日报 》2008年10月10日第 16 版。也就是说文学的主体性被张扬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然而,人的最终实现并非一蹴而就的,从符号化的人到社会化的人,从文化人到自然人,需要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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