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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跨文化视角看建设工作和奠基仪式在亚洲的开(2)
随之而来的基督教建筑的奠基仪式,应被理解为“正确”信仰后来居上背景下的一场文化的和宗教的转型。[1]这些方法也被应用于西班牙在中美洲大陆的殖民地,比如阿兹特克金字塔或者玛雅金字塔的转型。这里的奠基石不少都是取自现有建筑的石头。这些石头在被掏空或者简单地进行刻字装饰之后,以基督教的仪式被埋入已拆毁庙宇的废墟下面。这些废墟被视作基督教建筑工程的开端。因为有葡属印度这个示范在先,耶稣会教士们为那些皈依基督教的信徒创造了更为优越的社会经济条件,所以在此压力之下,往往可以实现由皈依教徒来建设教堂、医院和学校。因此,奠基仪式也不会发展成为跨文化交融的仪式,而是完全遵从基督教的礼仪规范。而且这样做,还有一个额外的象征意义,那就是将参加建筑施工的日本人接纳到基督教社群中。在日本工人参加建筑施工一事中,耶稣会教士还看到具有教育性意义的一面,即个体皈依教徒可以通过参与建造上帝居所的亲身体验,转变成优秀的基督徒。
1585年日本境内教堂分布图
讽刺的是,这些基督教建筑所需的资金,无论是建造建筑的资金还是用于维护建筑的资金,很大一部分仍旧来源于原先在这块地皮上被拆除的庙宇留下来的收入。日本庙宇的毁坏发生在16 世纪下半叶,恰好是佛教和神道教被赋予新的教义,并且向民众传播新教义的时候。[2]Winnerling, Vernunft und Imperium, 178.由此可见,当时一定是存在就信仰问题进行争论的意愿的。
一位名为路易斯 · 弗洛伊斯(Luís Fr?is)的耶稣会教士曾这样描述当时的状况:“对于我们而言,当时在日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即这个国家内部存在诸多不同的、彼此之间相互抗衡的派别和意见。这就有利于我们的人引入和公布上帝的法则。”[3]Luis Fr?is, Georg Schurhammer & Ernst Arthur Voretzsch, Die Geschichte Japans (1549-1578) (Leipzig: Verlag der Asia major, 1926), 232.就在同一时期,日本也出现了很多新建的庙宇和内部重新进行摆设的庙宇。其时人们便知晓,将内里装有与该建筑相关的宝贵内容的小盒子安置于建筑物内,在佛教中显然也是有传统的。
1907 年,在奥达地区(Oda,16 世纪时期的大阪行政辖区)的三岛庙旁边出土了一个佛舍利。除此之外,在寺庙外围的一座塔的柱子下面,埋在地下最深处的石头里,还发现了3 个小的容器,分别是金、银和铜质地。该舍利今天由东京国立博物馆珍藏。
让我们回溯耶稣会教士在日本的行为:基督教建筑的建造过程,是对殖民结构和耶稣教会实践的一种复制。佩德罗 · 高梅兹(Pedro Gomez,1535—1600)在1580 年撰写的《日本传教手册》中,将这种实践的合法性稳固下来:
[...] Conclusio: Licitum est alicere infideles ad fidem suscipiendambeneficiis, pecuniis, et aliis blandimentis, [...]. Concedimus etiam esse licem subditos infidels gravare et a[c]tionibus aliis iustis atque alias similibus iustis molestis […].
译文:通过实施善举,赠送钱财和其他引诱手段吸引异教徒皈依,是被允许的 […]。此外我们也承认,使用合理的行为手段和制造其他合理的困苦,去压制那些臣服的异教徒,也是被允许的。[…]。[4]转引自Schütte S.J., Josef Franz, “Drei Unterrichtsbücher für japanische Jesuiten-prediger aus dem XVI. Jahrhundert, ” in AHSI, 8 (1939), 255.
这些所谓的困苦,包括摧毁他们以前的信仰和他们的庙宇,也包括社会经济方面的歧视。倘若他们不愿信仰基督教的话,是不允许强迫的,因为被迫的皈依是毫无用处的,但制造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依赖性,则是可行的手段。
以中国澳门为例
在澳门,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1513 年,第一位有确凿姓名信息可考证的葡萄牙人豪尔赫-阿尔瓦雷斯(Jorge Alvarez)在广东海岸登陆。中国明朝时,这片海岸就是珠江沿岸的一片非常富庶的土地。但很快这些葡萄牙人意识到,不同于其他亚洲帝国,中国并不向“南夷”开放贸易。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对海盗[1]Fran?ois Gipouloux, The Asian Mediterranean: Port Cities and Trading Networks in China,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 13th-21st Century (Cheltenham, 2011), 74-75, 104; Bodo Wiethoff, Die chinesische Seeverbotspolitik und der private überseehandel von 1368-1567 (Wiesbaden, 1963), 22-23; Bodo Wiethoff, “Tribut und Handel. Chinesische Seer?uber und überseeh?ndler im 16. Jahrhundert, ” in Saeculum, no. 15 (1964), 230-246, here 244.的恐惧;另一方面,葡萄牙人在1511 年占领了中国的朝贡国马六甲(在现在的马来西亚境内),并控制了当地的贸易。马六甲苏丹的收入锐减,于是也就影响到他向中国缴纳朝贡。因此马六甲苏丹派遣使团前往南京,向中国皇帝报告了葡萄牙人控制贸易的事情,并请求中国皇帝给予援助。[2]在明朝永乐皇帝在位期间(1402—1424),马六甲王朝对中国有朝贡义务。Arun Das Gupta, “The Maritime Trade of Indonesia 1500-1800,” in South East Asia: Colonial History, vol. 1, Imperialism before 1800, Paul Kratoska ed. (London, 2001), 91-125; 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 “The Idea of Power in Javanese Culture,” in Language and Power: Exploring Political Cultures in Indonesia, Claire Holt e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1-69.因为马六甲苏丹的“敌人”也就是中国的“敌人”。刚开始时,在1513 到1522 年间,双方发生过战争,但是这几次战争却让中葡双方都意识到,靠战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葡萄牙人明白,从长远来看他们是无法在人数上与中国抗衡的,而中国人也看到葡方在武器上的优势。葡萄牙人很聪明地利用他们的船只帮助中国人赶走了意欲登岛的海盗,展示出其卓有成效的支持能力。葡萄牙船长索萨(Leonel de Sousa)就摧毁了一支拥有17艘船的亚洲海盗帮。到1554 年时,索萨成功地和明朝中国政府达成协议,进驻了当时被称为“Ao-men”或“Amacon”的半岛,即今天的澳门,并建立贸易据点。但中葡双方显然压根没有签订过正式的合约。我们更多是通过索萨寄往里斯本的一封信件获悉了这次成功的和平协议,以及广东地方政府允许通商的信息。对中国人而言,选择澳门这个海角地带具有绝佳的战略意义,因为从内陆出发轻而易举就可以实现对澳门的控制,而同时澳门却又是与内陆隔离开来的。对于葡萄牙人来说,这个半岛也处于绝佳位置,因为占据了澳门,他们便拥有了一个天然的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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