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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跨文化视角看建设工作和奠基仪式在亚洲的开(4)
但是刚开始他们还是没有得到中方的许可。本文认为,1601 年9 月,荷兰的船只对澳门造成的第一次威胁,倒是让耶稣会教士从中受益了,因为荷兰人也威胁到中国在葡萄牙和日本两国间贸易的利益。由此可见,中国当地政府一定是迫于压力,才容忍了耶稣教会建设如此大规模的、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基督教建筑的计划。
此外还存在一个事实情况:耶稣会教士们对于那些我们并不熟悉的统治结构和社会结构,拥有着极高程度的认知。这使得耶稣会教士们与一般人有所区别。[5]Donald F. Lach & Edwin J. Van Kley,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 III: A Century of Advance 4 : East As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1568.耶稣会教士之所以具有这种高度认知,是他们的传教使命所决定的:只有对当地的社会情况有基本而全面的了解,他们才能与自己想要传教的社会阶层长期地保持交往——尤其是在当地精英的意志可以决定传教士们是否能顺利传教的地方。[6]Reinhard Wendt, “Einleitung. Missionare als Reporter und Wissenschaftler in übersee,” in Sammeln, Vernetzen, Auswerten. Missionare und ihr Beitrag zum Wandel europ?ischer Weltsicht (ScriptOralia, Bd. 123), Reinhard Wendt ed. (Tübingen, 2001), 7-22, here 9.在传教士们和一个国家的文化边界与政治边界设定的对峙中,耶稣会的传教使命有了不同寻常的特点。当然,这样的国家至少在政治权力上是能与欧洲人相提并论的。[7]Lach & Van Kley, Asia, 1564.可以概括为分析术语“文化适应”的这些实践行为[1]如需深入了解,参见Claudia von Collani, “Aspekte und Problematik der Akkommodationsmethode der Jesuiten,” in Johannes Meier ed.?... usque ad ultimum terrae‘. Die Jesuiten und die transkontinentale Ausbreitung des Christentums 1540-1773 (Studien zur Au?ereurop?ischen Christentumsgeschichte, Bd. 3) (Otto Harrassowitz, 2000), 99-119, here 100; 118.,植根于范礼安所提出的关于尊重中国的指示,尤其是被援引的那些范礼安论述可以解读为他作为视察员试图带来积极的改变,虽然中国和欧洲之间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但是踏入中国这个皇权帝国的土地,也还是如同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一样;而且这个远东国家与他的邻国们相比也存在根本的差别。[2]Alessandro Valignano, “Summarium Indicum Alterum,” in Monumenta Missionum Societatis Iesu XXV. Missiones Orientales. Documenta Indica XIII (1583-1585) (Monumenta Historica Societatis Iesu, Bd. 113), 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ed. (Rom, 1975), 134-319. (Valignano), here 196.鉴于中国统治者的力量特别强大,且他的帝国处于欧洲殖民结构的边缘,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以暴力方式强行进入中国是不可行的。[3]在西班牙王朝暗自酝酿和尝试从菲律宾出发悄悄占领中国的时段,这些论述获得了特别的爆发性的影响力。特别是自1580年代中期起,耶稣会成员桑切斯(Alonso Sánchez,1574—1593)作为菲利普二世王室的著名的代言人开始崭露头角,他坚决推动了这一进程。参见Journey Brockey, Journey to the East, 36-39.
依照范礼安的设想,新教堂的奠基仪式在圣诞节举行。1602 年的圣诞夜,澳门到处张灯结彩:街道各处都挂着灯笼,无数鲜花、一次性装饰用的纸花、彩带等装饰物将澳门装扮得五彩斑斓。这些充满节日气氛的街道其实是为宗教游行仪式服务的:身着盛装的耶稣会神父、乐队和舞者跟随在5 个舍利和圣人画像后面,一起走到教堂的施工地点。在那里,奠基石已经准备好,神父们在工地分别用拉丁文和中文诵读赞美诗127,1(武加大译本赞美诗126):
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参加施工建造的人就徒然劳苦;如果不是耶和华护佑城池,城市的看守者就徒然警醒。
Except Jehovah build the house, They labor in vain that build it: Except Jehovah keep the city, The watchman waketh but in vain.
举行奠基仪式的目的在于让建筑工程得到上帝的庇佑。但不同寻常的是,新教堂的奠基石并不是作为建筑的第一块石头被放入地基内,而是被用作了房角石。人们用已被烧毁的旧教堂的一些残存之物和罗马钱币,来装饰和修砌这块石头。根据使徒保罗(Apostel Paulus)的观点,这块房角石是基督耶稣的象征。如《彼得前书》(1. Petrus 2, 4-6)中所述:
你们来到那活石面前,他虽然被人弃绝,却是上帝所拣选和珍惜的。
之所以如此安置房角石,以及选择在圣诞节那天让旧教堂转变为新教堂,其中一种解释是:重要的教堂建设计划,比如彼得大教堂的建造,是根据一幅择期星象图将奠基时间定在了复活节前的最后一个礼拜六,即1506 年4 月18 日。[4]Mary Quinlan-McGrath, “The Foundation Horoscope(s) of St. Peter's Basilica, Rome: Choosing a Time, Changing the Storia,” in Isis 92, (2001), 716-741. 这篇文章认为,1552年发布的星象图并非原始的星象图,而是一张“被修正过的”图。该图是在教堂停止使用近40年之后才制作出来的。该图显示,其日期是依据宗教规定和政治规定所择定的,因此星占学家们就不得不利用1506年4月18日那一天的行星的位置来工作。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星占学家们断定,1506年4月18日10点时的星象既与所估计的世界诞生时间的星象相关,也与耶稣出生时的星象相关。除此之外,该星象图上的太阳、金星和水星的位置指向亲善,而土星和火星则指向力量和长寿。木星的位置同样很有利,预测的是财富。尤利乌斯和他的文艺复兴建筑师们认为,天空和宇宙的光线辐射之间的协调,显示可以在该建筑开工之时为其提供庇护,而这些建筑物反过来又会将这些力量辐射到与之相关的人身上,并且这种力量传递将持续数百年之久。
文章来源:《现代交际》 网址: http://www.xdjjzzs.cn/qikandaodu/2021/0114/6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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