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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跨文化视角看建设工作和奠基仪式在亚洲的开(3)
从形式上看,直至19 世纪末,澳门都一直是广东省领土的固定组成部分。1587 年中方明确指出,澳门处于中国皇帝统治之下。[3]Hosea Ballon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I.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mpany, 1910), 44.
1573 年中国政府在澳门边界设立了一座面向内陆的关闸,并派人严加看守,一方面是为了将这座半岛与内陆严格隔绝开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阻止葡萄牙人进行领土扩张和军事扩张的企图。在关闸面向澳门一侧的拱门上,中国人刻下的格言恰能印证此时双方的关系:畏威怀德。这座关闸开始时每个星期都会在固定的几个日子启闭,后来变成每个月仅有几天开放。这样一来,葡萄牙人便处于几乎被封锁的状态,他们只有通过海路才能离开澳门。1614 年,两广总督张鸣冈在他呈给万历皇帝的一封奏疏中是这样描述当时形势的:“据称濠境地在香山,官兵环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给于我,一怀异志,我即断其咽喉,无事血刃,自可制其死命。”[4]Roderich Ptak, “Fürchet unsere Macht, achtet unsere Tugend,” in Macau im Wandel, Roderich Ptak ed. 13.除此以外,当地中国政府还建立了长期性的军事营地,以便能够及时应对来自欧洲人方面的袭击,以及保卫内陆免遭葡萄牙人的殖民侵略。根据乌尔斯 · 比特利(Urs Bitterli)的观点[5]Urs Bitterli, Die“Wilden” und die“Zivilisierten”. Grundzüge einer Geistes und Kulturgeschichte der europ?isch-überseeischen Begegnung, 2.Aufl.(München, 1977).,这种文化间的接触方式于1557 年在澳门发源,1580 至1600 年间取得了对中葡双方都具有重要意义的繁荣,因而可以被视为控制条件下的文化关系。意思就是说,作为贸易关系一方的中国随时都能决定双方关系的条件和内容。
但是葡萄牙人仍旧成功促成教皇格里高利三世(Gregory III)颁发《关于建造供士兵使用的教堂的诏令》(Super Specula Militantis Ecclesiae),于是澳门在1576 年1 月23 日升级为教区。早在1565 年,耶稣会教士就建立了一座小教堂,即圣安东尼(Santo Ant?nio)教堂。[1]这个时候澳门有三座葡萄牙教堂,包括望德圣母堂(又称圣拉匝禄堂)和一个圣母堂小教堂。Tang Kaijian, Setting Off from Macau: Essays on Jesuit History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Leiden: Brill, 2016), 11.1580 年开始建“圣母”教堂(Madre de Deus),这是一座结合了教堂与学校的建筑,日后发展成为圣宝禄(Sao Paulo)学院。学院更名时间是1594 年,与葡萄牙人在印度果阿邦建立的学院同名。尽管这一切行动开始时并没有征得中国方面的同意,中方对于其建造还是采取了容忍的态度。[2]以果阿邦为榜样,澳门的这所学校也取名圣保禄学院:[……]如果上帝,我们的主,让施塔特哈尔特先生(Statthalter)能与这些非信徒和平相处——因为在这里我们几乎总是生活在战争之中——那他不久就将建成这所学院在物质上的建筑,因为他认为圣保禄学院是全印度最受天佑、最神圣的成果。因为此等建立在耶稣基督基础之上的建筑,是很多非信徒获得胜利的动因[……]施塔特哈尔特先生就该学院的事情给国王写了一封信,请求国王给罗马方面修书,建议圣座从我们那里向这个国家派遣一些使者,以便在这个神圣的学院中建立宗教建筑。在这里,有些人称圣保禄学院为皈依,也有人称之为神圣的信仰。我觉得后一个称谓更合适,因为我们在这里就是应该传教布道,让信仰的种子生根发芽。圣方济各·沙勿略就果阿邦圣保禄学院写给教皇的信(1542年9月20日):EX [=Epistolae S. Francisci Xaverii, Rom 1944-1945] I, 129-137。参见John W. Witek & Michel Reis, Religion and Culture: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Commemorating the Fourth Centenary of the University College of St. Paul (Macau: Colégio Universitário de S. Paulo, 1999). Josef Franz S.J. Schütte, Valignano's Mission Principles for Japan (St. Louis: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1980). Jo?o Paulo Oliveira e Costa, Ana Fernandes Pinto & Aomen ji jin hui, Cartas anuas do Colegio de Macau (1594-1627) (Macau : Fundacao Macau, 1999), 31.
1596 年时,这座教堂被部分烧毁,1601 年时则几乎完全被烧毁。耶稣会教士想尽快进行重建。依据那不勒斯耶稣会教士和耶稣会在亚洲的视察员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的设想,施工开始之日以及奠基仪式定在1602 年的平安夜那天。[3]关于范礼安就任视察员期间的情况总览,尤其是他在促进基督教在中国传教方面所起的作用,参见:Liam Brockey, 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8-56.关于教堂应如何建立的梦(启示)和设想可以追溯到古典时代晚期。但教堂是神的真相的示现这点,自荷马时期以来就已经为人们所知。一个梦(启示)的真相含量与做梦者的地位和作用息息相关,所以君士坦丁大帝做的很多梦都被世人所知晓,他不仅根据梦中的启示将都城君士坦丁堡建在后来的拜占庭帝国所在之处,而不是建在古老的特洛伊城邦,他还毁灭哥特人,甚至命人建造教堂。[4]Alexander Demandt, “Wenn Kaiser tr?umen: Die Visionen Konstantins des Gro?en,” in Alexander Demandt, Zeitenwende: Aufs?tze zur Sp?tantike ( Berlin: De Gruyter, 2013), 394-413.在这个围绕着梦的传统语境中,最重要的是,梦所提供的行为指示应被贯彻执行。于是对于那些因梦而被赋予重要意义的事件而言,梦就构成重要的倡议和前提,尤其在一些重要的建筑事件方面。这就是所谓的启示梦境,它们将现在和未来连接在一起,使俗世之事与上天的意志关联起来。除此之外,从中也显示出欧洲语境下宇宙的和谐,神的上天和凡世的大地之间的和谐。这一点同样也构成范礼安之梦的一个部分,澳门教堂就是依照他所做的梦进行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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